1970年，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临终前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1970年，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临终前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提到“遇罗克”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年轻读者都非常陌生，但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的人们来讲，这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当年，遇罗克以一篇《出身论》横空出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发出惊世骇俗的呐喊，然而，遇罗克的结局却是悲惨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遇罗克的故事。
遇罗克是北京人，生于1942年。
遇罗克来自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曾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在华北电业管理局当工程师，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原先是私营“理研铁工厂”的厂长，三大改造后担任副厂长。
也就是说，遇罗克实际上是资本家出身，放到现在绝对是家庭条件不错，可在那个年代，叫出身不好。
果不其然，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遇罗克的父母均被打成“右”派，他们都被撤销职务，只有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被保留了一份工资。
当时，遇罗克正在北京65中读高中，从小聪明好学的遇罗克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在班里名列前茅，随后1959年和1960年，遇罗克两次参加高考，均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因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
不得已之下，1961年遇罗克前往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然而在农村，“血统论”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地主和地主家的子女很多都被斗死，称之为“连根拔”，像遇罗克这种“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同样没有生存的空间，再加上遇罗克遭遇严重的神经衰弱，便在1964年回到了城里。
遇罗克先是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随后进入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在此期间，遇罗克阅读了大量书籍和资料，结合自己多年来的遭遇，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1966年的夏天，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运动初期阶段，很多干部子弟加入造反的行列，被称为“老兵”，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黑五类”，在这种情况下，遇罗克的父母再受重创，几乎每天都要到单位接受批斗。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由“黑五类”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兵”的父母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于是他们就用“血统论”对自己的地位进行捍卫，还写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当时，很多人备受“血统论”困扰，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问题，成为被歧视的对象，遇罗克便是其中之一。
1966年7月，遇罗克写出《出身论》，以驳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却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
可能有人认为遇罗克是反对造反的，不，恰恰相反，遇罗克是支持造反的，但他并非完全属于造反派。
我们可以摘取《出身论》中的一段看看：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欲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反动的唯出身论。”
1967年4月，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称《出身论》是大毒草。
虽然中央文革也反对血统论，但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依照遇罗克《出身论》的观点，“有成分论”就会被忽略，从而否定阶级存在的客观性与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就在这一年（1967年）的夏天，遇罗克前往东北看武斗，恰好遇到长春车站发放武器，遇罗克便携带手榴弹回到了北京，1968年1月5日，遇罗克因“私藏手榴弹”被逮捕。
从1968年到1970年，他们预审了遇罗克80多次，想从遇罗克口中得到他们认为的“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等事实，但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然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执行枪决，年仅28岁。
当审讯当局将处决消息告诉遇罗克，问遇罗克还有什么话要转告给家人时，遇罗克说：“我想要一支牙膏”，遇罗克这句带有挖苦味道的回答，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
虽然遇罗克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敢于向甚嚣尘上的“血统论”发出挑战，发出“人人平等”的呐喊，不得不说，遇罗克是一个真正的勇士。难道：老子英雄，儿子就一定是好汉吗？老子反动，儿子就要永无出头之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