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新康路楼区 仍可见一四角老建筑 战犯特赦后功德林变成了什么
在北京新康路楼区 仍可见一四角老建筑 战犯特赦后功德林变成了什么
北京“功德林”，因为关押战犯而在京城很出名。
它其实最初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座破旧庙宇。
清朝中期，破旧庙宇被僧人重修，用做向孤贫免费发放粥食的粥厂并改名为功德林，施舍救济行善之意十分明显。
当时，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常有许多人跑到北京逃难。东南西北大量的流民聚集，影响到了帝都社会秩序。为了安抚这些流民，朝廷决定设置粥厂来施舍救助。
因此，德胜门外这座重修好的功德林寺，便被官府征做了粥厂，为前来逃荒避难人员施放米粥。
由于是官府出资，寺院管理，米粥的质量相比之下比较好，在逃难人员中很有名气。
到了清朝晚期，朝廷经济捉襟见肘，于是有人提出，光靠施舍救济也不是个好办法，应当教给这些流浪者们一技之长，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谋取生路，这样可以减少官银开支。
于是，1905年皇家下令，把功德林改成了顺天府京师习艺所，专门教流民们织布纺纱，打铁、搓草绳。昔日的粥厂变成了一个劳动改造的场所。
宣统朝时，朝廷刑部取消了习艺所，将功德林改为监狱，成为帝都收监犯人的地方。
清朝覆灭，民国政府于1915年又把它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
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内阁司法总长罗文干组织完成了政府对这座监狱的功能改造。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军阀张作霖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残忍杀害。
北洋政府倒台后，功德林成了国民党“河北省第二监狱”。
此后历经扩建，解放前夕，监狱已经占地近百亩。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被罗瑞卿将军筹建的公安部接管，随后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管理所，一时为世人所瞩目。
1956年1月初，新中国公安部门对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犯实行大集中，分散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陆续被集中到功德林。
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决定，对国民党战犯不审不判、不歧视人格，集中进行教育改造。
功德林里，一时国军“将星”云集。军衔最高的是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四川省主席、第七绥靖区上将司令长官王陵基。
还有后来人们熟知的诸多历史人物：在淮海战役被俘级别最高的原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头等战犯杜聿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国民党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军统三剑客之一沈醉等。
据说，杜聿明看着在院子里列队跑步的这些黄埔同学和同僚，心中感慨万千。这些人过去天南海北，各据一方，想见一面都很难，如今都被人民解放军抓获，在功德林“团聚”了。
功德林里在押的战犯，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有的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和麾下干将。一些人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固执认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从更早一点历史上看，他们中，也不乏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勇士，抗日战场的名将功臣，也有在共产党被错误路线统治时负气走上歧途的年轻人。
关进高墙的战犯们，心态虽各不相同，但关心的焦点都差不多。
他们首先担心的，就是自己会不会被杀头夺命。
要说该杀，这些不久前还在战争中负隅顽抗的战犯，可列罪名多条，剥夺其生命理所应当；
要说不该杀，他们也算得上是一时英才。所犯的罪行，是由其所属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决定的，不能完全记到哪个个人头上。
最终，共产党对俘虏不杀不辱、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诚恳态度，确确实实地体现在了这些战犯身上。
于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不打不骂，有伤治伤，有病治病。战犯们看到了自己并无性命之忧的现实。
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更是震撼了战犯们的心灵。周总理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彻底动摇了战犯们想要顽固对抗改造信念。
（剧照）
有关在押战犯接受教育改造的经历，在一些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都有详尽展示和再现。
经过漫长岁月的努力教育改造，战犯们亲眼目睹了伟大祖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之外，这些国民党将军们再次败下阵来···。
从1959年第一批特赦开始，到1975年，被俘的原国民党将领和地方高官，全部被特赦走出功德林，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的一员。
发生在1975年的特赦，距离现今也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当时，毛主席作出批示，“都放了算了，这些人一个不杀。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让他们到社会上去接受改造。”
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毛主席还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75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令特赦了最后293名战犯。至此，在押战犯教育改造工作划上了句号。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文史专员职责，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和留史于后人，作出了积极努力。
1981年的一天晚上，全国政协礼堂放映了刚拍摄的电影《解放石家庄》。影片中的国民党军军官，不再是过去刻板的丑角形象。为了保证还原历史，电影导演甚至专门带着演员登门拜访了当年的战役敌军主将罗历戎。
隔日上班，有人见到罗历戎时大声说：“罗军长，难怪在观众席上看不见你，原来你钻到银幕里去了。”打趣他的，是与他同为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现同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功德林“同学”郑庭笈。
罗历戎听了连连摆手微笑着回答：“岂敢、岂敢····”
在功德林改造期间，罗历戎曾对自己拒绝劝降石家庄残敌的举动追悔莫及。
直到后来，人们才越发感到毛主席决策特赦战犯举措的英明伟大，看到了化敌为友，化腐朽为神奇的威力。
在押战犯全部特赦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使命也就此宣告结束。
功德林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被公安部移交给北京市管辖。北京市公安局接手后，一度将其改成了接济救护站，用来救助在北京街头流浪人员，并且尽量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他们寻找家人。
1986年8月，根据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功德林监狱被拆除，转变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地。原来那条“功德林”路，也改建成了宽敞顺畅的新康路。在后来兴建的办公楼和住宅楼中间，尚存有功德林监狱时期的一座角楼。
如今，从北京德胜门箭楼出发，沿德胜门外大街向北，从德外桥向西转到新康路，过了新明胡同，就可以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办公场所。
在治安总队大院西侧的新康街甲1号院中，一座只有两米见方、高约十米的老式砖墙小角楼，矗立在一栋居民楼和一堵围墙的夹角处。它实际是功德林的残留建筑或有意保留下来的遗迹。
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明显带有旧时代的特色。锈迹斑斑的铁门和已经破损的玻璃窗，也与周围的新式建筑形成鲜明对照。
在绿树掩映下，从院子外面很难看见这里还有一座老式建筑角楼。附近的年轻人或许也很少知晓这座建筑的历史。
虽说历史厚重的功德林监狱已被拆除，但对于曾经的在此关押改造过的战犯和他们的后人来说，“功德林”这三个字他们很难彻底忘记。
在押战犯早已离开了功德林，那段历史也渐行渐远。可功德林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故事还在流传。
前两年，随着电视剧《特赦·1959》热播，“功德林”又成了热点名称。
功德林从寺庙到粥厂再到监狱和居民区，与时俱进，经历了无数历史沧桑。有人说，功德林的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救助济困的最初定位。
还有人说，这里是一块福地。
功德林的名字，大概还会流传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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