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派”中国画的兴起
当代“浙派”中国画的兴起
闲话浙派（一）
“浙派”中国画的兴起
“浙派”，最早被用来形容明代前期、中期以戴进、吴伟为主的一个绘画流派，这一名字的来由，一说是因为开宗立派的戴进是浙人，又一说是因为这些画家的籍里或师承者都在浙江。但这个“浙派”并不是我们现在谈的浙派，今天大家所说的浙派，特别地指建国以后在浙江地域活跃的、艺术趣味相近的中国画家群体。这个名称，现在也有人叫“新浙派”以表示和明浙派的区别，但一则这是题外话，二则似乎不适宜“闲话”的形式，如果行文到后面还有必要，我们可以再展开来讨论。
浙派的兴起，大约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候的浙派，主要是特指浙派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是并不包括在内的。谈到建国初期，大家通常喜欢将之形容成“百废待兴”的时期，以说明基础的薄弱。在中国画领域，也确然如此。虽然在北方已经出现了以徐悲鸿、蒋兆和等为代表的以素描入中国画的“京派”人物画，而在南方，中国画人物画的教育一片空白。按照后来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浙派遗老们的说法，当时潘天寿等老先生对以素描入画是深不以为然的，觉得中国画就应该要有笔墨。浙江美院(当时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出于系科设置的考虑，在绘画系特别指定了五个学生来学中国画，这五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浙派五老”的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和顾生岳、宋忠元。这五个人除了李震坚、周昌谷在书法和花鸟画上曾经下过一些功夫，但对于怎么画中国人物画都没有什么具体经验，好在前面几年打的素描的底子都不错，画人物的造型并没有问题，加上潘天寿等几个老先生在旁指点，在不断的摸索中也认识到了一些对中国画的处理方法——这个方法，又经过后来吴山明、吴永良等人在教学上的探索，被总结成是一种“结合了传统的笔墨方法和西方线性素描的画法”。如果说这一结合有不同于徐蒋体系的“中西融合”之处，那可能也就是“融西入中”，将西方的造型方法拿为我用，坚持让造型为笔墨服务。
浙派的兴起，是比较典型的“一战成名”。1954年，周昌谷创作的国画《两个羊羔》，参加在苏联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一举夺得金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国画获得的国际大奖，这块奖牌对于当时仍处于复苏状态的中国画坛，起到了非常直接的鼓舞和示范作用。《两个羊羔》还入选了1955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并在展出期间大获好评；而同样入选此展的蒋兆和、石鲁、李斛等人的新国画人物，却“因被一部分人认为作品人物脸部不适当地运用‘西法’”而“受到批评”。而在后来举办的第六届以及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一批年青的学生，几乎人手一个捧得奖杯，一时轰动全国的美术界。据宋忠元先生回忆，当时他们作为学生辈，和刘继卣、黄胄、石鲁、刘旦宅等一众名家前辈同台，确实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令这个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的，主要还是和建国初期外交困顿有关，国人参与国际性展览的机会少，所以有一国际性的展览，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浙派人物画一经出现，立即盖过诸多画坛前辈的光芒，成为引领了一时风气之先的潮流，受到全国中国画家的关注。实际上，这和中西文化交融之际，中国画一时找不到确信的信心有关系。面对西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强势，浙派人物画首先承认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又不认同素描加笔墨的简单、粗糙的吸收，而是从素描的众多表现手法中抽取出“线性表现”这一符合中国画表现手法的内容，揉进传统中国画的笔墨之中。浙派人物画由于对传统笔墨的关注，听从了潘天寿的建议，不在人物的脸部作过多的刻画，从而使画面具有清丽明快、水墨滋润的外观特点，同时又在审美的趣味上关照到了普通群众的审美需求，较少描写悲怆苦情的生活，因此，它很快就为审美能力不高的普通百姓和领导所接受，而学院教学的经典性，又使他在文化品味和技术含量上得到专业圈的认同。因此，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浙派人物画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以致于在“文革”中浙派人物画几乎成为了官方指定的样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