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建三峡大坝，9位专家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其顾虑发生没？

2020年11月15日8点20分，三峡水电站以1031亿千瓦时的发电量，超越了此前由南美洲伊泰普水电站创造的世界纪录，成为了世界上累计发电量最大的发电工程。

从1994年正式动工到2009年全面竣工，在15年的时间里，国家在三峡工程上的总投资超过了3000亿元人民币，数百万人为了工程建设而被迫迁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峡工程确实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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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今看来，三峡工程所带来的利要远远大于它的弊。三峡工程的建立不仅让生活在长江两岸的人民免于遭受洪涝之苦，更为我国四川、湖北、安徽等地带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而正是这个利国利民的工程，在立项之初却迎来了众多非议，甚至曾有9位专家联名抵制三峡工程的投建，并用拒绝在意见表决书上签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坚定立场。

三峡工程究竟存在怎样的弊端能让这些专家如此顾虑？事到如今，这9位专家的顾虑是否变成了现实呢？

九位专家，坚决抵制

1992年4月3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的结果宣告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在表决过程中，以郭来喜为首的九名专家因“拒绝在决议书上签字”而被视作“弃权”。

这九位拒绝签字的专家分别是：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郭来喜、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侯学煜、中国著名泥沙专家——方宗岱、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何格高、我国著名水电工程建设和规划专家——覃修典、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司总工——李玉光、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廖文权、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主任工程师——伍宏中、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黄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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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提出建造三峡大坝的想法算起，近40年的时光已经飞逝而去。为何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讨论专家们仍然不能统一意见呢？这九位极具权威的专家到底在顾虑什么呢？

当时，这九位专家的顾虑主要有三个：

①第一个顾虑是害怕三峡大坝的建成会破坏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三峡水库建成后，该流域的水情必然发生改变。诸如铜鱼、岩原鲤等喜欢生活在长江上游湍急水域的特种鱼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除此之外，类似于长江白鲟、中国胭脂鱼等有溯江产卵习性的淡水鱼也存在着灭绝的危险。

中华白鲟属于半溯河洄游性鱼类，每年到了特定季节，带卵的雌性白鲟就会沿江洄游3000多公里来到四川省泸州境内产卵。

而在三峡大坝的规划之中，其坝高高度设计在了185米！长度预计将会达到2309米！如此庞大的“拦江龙门”纵使是千年锦鲤也断然是越不过去的。而越不过去三峡大坝，长江流域的白鲟将会因无法产卵而变得会越来越少，最后只能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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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3日，中华白鲟这个物种彻底消失在了地球之上，当初生态专家的顾虑的确变成了现实！

此外时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侯学煜还指出：

“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两岸的人口密度将会成倍增长，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势必会带来毁林开荒、陡坡种植等行为。如果这些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长江两岸的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现象将会加剧，到时候诸如泥石流、山体滑坡、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将日益严重。”

②专家们的第二个顾虑是移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国家财政承担不起。

根据专家们的估算，三峡工程建成后将淹没长江沿岸的数十座城镇、数十万亩良田。专家们估测，三峡工程所涉及到的移民总数将超过113万！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需要重建10个城市才能将这些移民安置下来，而重建10座城市所需要的资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甚至将达到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三成之多。当时我们国家还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国家能否承受得起移民所带来的经济负担，这个问题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移民问题在三峡工程中属于重中之重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一旦出现差错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当时我们国家对于大型移民“尚无系统的经验”，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司总工的李玉光以及时任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廖文权都没有在表决书上签字，就连原本数以“三峡工程积极份子”的郭来喜教授也一反常态，成为了一个“慎重态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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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处理好三峡移民的问题，中央政府不仅下了血本，同时也花了大心思。

2010年9月17日，随着最后一批三峡移民被妥善安置，这场横跨了2个世纪，涉及到了近140万人口的“百万大移民”终于宣告结束，中国仅仅用了十八年就解决了这个世界级难题。

在十八年中，国家在长江沿岸移民搬迁、安置等事务中先后投入了530多亿元，我们的国家用事实证明了自身的强大，这一次专家们的顾虑并没有变为现实。

③专家们之所以会拒绝签字，最大的顾虑其实还是因为“时机并未成熟”。

三峡工程建成之后除了能够减少长江两岸的洪涝灾害，还能够有效解决华东、华中地区电力紧缺的现状。

华东、华中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经济发展得快慢甚至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对于这块区域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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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过于迅速，华中、华东地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电荒”，所以三峡水电站的建立迫在眉睫。

虽然三峡水电站将为华中、华东地区带去价格低廉且源源不断的电力能源，但是三峡水电站的建造周期实在是太长了！

根据规划，三峡电站的建造周期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在这十年中，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华中、华东地区从这里连一度电也得不到。

1993年，作为我国水力发电开创者之一的覃修典在会议上曾指出：

“三峡如果没有上游工程补偿调节，三峡水库的相对容量太小，调蓄能力太低，所以三峡水电站的输出电力并不会十分稳定。在动辄几千公里的范围内输送这种不稳定的电力，保证质量实属难题。因此（三峡工程）不宜早上，大上。”

除了建造周期长、输送距离远等问题以外，让专家们觉得“时机未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个词——“经济性”。

进入到90年代后，国家为了解决全国范围内的“电荒”问题，在各地新增了许多水电站、火电站甚至是核电站项目，但是如果要在此时建立三峡水电站，这些发电站的资金势必会被三峡工程所“挪用”，这些新的发电项目也势必会因此进入“休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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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电项目的建造周期要远远少于三峡工程，也就是说，如果不建三峡，这些发电站完全能够在5年之内建成，进而缓解全国范围内的“电荒”问题。

时任“三峡工程综合经济组”专家的何格高教授就曾将三峡工程与溪洛渡、向家坝、枸皮滩三个水电站做了综合比较，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何教授经过计算认为：“溪洛渡、向家坝、枸皮滩三个水电站比三峡工程可多得保证出力（指水电站在多年运行期间所能提供的具有一定保证率的电力）100万千瓦，年发电量67.8亿千瓦小时。而相比于三峡工程，这三个水电站所带来的移民数却少了99万人，淹地少33.7万亩。”

何格高的这组数据也得到了专家郭来喜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黄元镇所认同，所以这三位专家在最后都选择了拒绝签字。

2020年，三峡水电站全年累计发电1118亿千瓦时，这不仅刷新了三峡水电站自身的发电记录，更刷新来世界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的记录。而相比于三峡水电站的“高产”，溪洛渡、向家坝、枸皮滩三个水电站的发电量就要相形见绌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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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溪洛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是572亿千瓦时，属于三峡水电站的二分之一；

向家坝水电站的年发电量是775亿千瓦时，属于三峡水电站的三分之二；

构皮滩水电站的年发电量仅为96.82亿千瓦时，连三峡水电站的十分之一都没到。

从这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建造三峡水电站会让国家迎来短期的“电荒”，但是三峡水电站建成之后所带了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预期。

持续多年的“三峡论战”

事实上，三峡工程从开始立项，关于它的争论便一直没有停歇过。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数百位专家对“三峡该不该建？建在哪里？”等问题争的是面红耳赤，甚至都到了要“对簿公堂”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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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长江干流水库规划工作的报告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三峡工程的想法：

“这么多水库依然无法控制洪水，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闸上就把它关起来呢？”

此后，国家便将三峡工程的建设工作提上了日程。

为了踏查“三峡工程”的可操作性，我国政府曾在1955年邀请过苏联的水利专家亲自来到三峡考察，但是苏联专家们却一致认为：

“建设三峡工程所需要消耗的财力物力太过巨大，已经超过了当时新中国所能承受的极限”。

虽然苏联专家极力反对三峡工程的投建，可是国内的大部分专家则认为三峡工程将会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还曾在《中国水利》上发表过一篇超过2万字的文章，称“修建三峡工程是解决长江洪水灾害的唯一办法”，并且他还提出了将三峡蓄水高程再加高60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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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山的这篇文章刚一发布，时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就第一个唱起了三峡工程的“反调”。

就在林一山发表文章为三峡工程制造声势的第三天，李锐就以一篇同样超过2万字的文章怒斥了他的观点。李锐在文章中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他不仅认为林一山的观点“太过离谱”，甚至还放出狠话“建立三峡，大半个重庆都将被淹没！”。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建三峡，这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告诉主席“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主席听后大手一挥，索性就在南宁会议的会场上为二人摆下了个“擂台”，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战就此拉开帷幕。

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组正式批准了周总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这也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建立决策已经基本敲定。

可是即便如此，在三峡工程“建哪里？何时建？建造高坝还是低坝？”等问题上国内的专家依然没有统一意见。

1981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针对三峡工程的水坝高度问题提出了4条方案，其中高坝低坝各占2条。当时很多专家都是比较赞成低坝方案，就连邓小平同志也是“低坝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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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就曾对三峡坝高的问题做出指示：

“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6年就在三峡工程即将动工之时，重庆市政府就以“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为由向中央申请将坝体高度提升至180米。就是这不高不矮的三十米，却差一点让三峡工程胎死腹中。

在三峡工程的“反对派”眼里，就连这“150米”的堤坝都不应该建立，你现在还要求加高180米，这简直是“蹬鼻子上脸”。

此后这些人要么独自在媒体上发表反对文章，要么抱团出击联名上书中央，在这种反对浪潮的冲击下，许多人的内心出现了动摇。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单独或联名提案，对三峡工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慎重审议”、“不要上马”等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但是这种局面在5年之后就再一次出现了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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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提到的1992年的“投票表决”中，仅有177位委员投了反对票，支持投建三峡的人占据了出席总人数的6成之多，三峡工程的上马已然成为了“大势所趋”。

虽然三峡的投建看似已经板上钉钉，可“反对派”们依旧没有放弃。

1993年至1994年期间，即便三峡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但李锐依然先后三次上书中央，建议领导“暂缓上马”、“继续论证”，可惜中央给他的回复仅仅只有四个大字——“服从大局”。

从此之后，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就很少发表他们的意见了，等到了1995年时，三峡工程已经无法回头，此时关于暂缓三峡的建议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场“三峡论战”也就至此终了了。

结语：

当年在三峡论战最为激烈之时，《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

“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根据史料记载，这场关于三峡工程的“论战”始于1986年6月，先后共有14个小组、412位专家参与到了这场论战。也正是郭来喜等专家勇于“唱反调”，我们才能以更加客观地角度，辩证地看待三峡工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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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就会有弊端，有好就会有坏。虽然三峡工程是一个“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但是它也拥有着自己的利与弊。

科学需要逆行者，伟大的事业同样也需要逆行者。